“我能不能自费出国，请学校帮我联系一个国际会议的报告名额。”杨锐自己出国也是没用的，各种国际会议都是需要邀请函的，高级学术会议的规格更高，在会议上做报告更难。
杨锐若非有一篇cell，现在的文章又不错，想都不用想。
而若是没有邀请函，那就和许多等在各类国际会议外面的民间科学家一样，只能举着牌子抗议了。
蔡教授知道杨锐有钱，却只能遗憾的摇头，道：“有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名额，才有一个出国的名额，最近几个月也都没有空下来的名额，你自己能要到的话，我不阻你出国。”
“怕是时间来不及了。”杨锐叹口气。
“我帮你问问吧，也许化学系或者学校还有名额，机会不大。”蔡教授再次摇头，表示帮不上忙。
当然，他也是没有真正认可pcr的价值，要是知道pcr能拿诺贝尔奖——其实都不用拿，二十年内只要能题名一次，蔡教授立即脱光衣服赤足13分钟环游北京二环，乞讨一个会议名额出来。
然而，大部分的学术成果，在它还是种子的时候，是看不出以后的参天枝叶的。
再者，坐在系主任的位置上，蔡教授也是希望杨锐能将北大放进署名里的。
安慰了一番杨锐，蔡教授将杨锐送了出门。
杨锐只能回到实验室里闷头思考，间中打了两个越洋电话，也没有遇到奇迹。
他在北京的国际会议中认识了几名国外的教授，亦有维持着联系的，但他们的能力并不足以让杨锐插队。
这时候，杨锐是深切的感觉到了自己的人脉不足。
好在考上了北大，若是《nature》发表顺利，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
到时候，杨锐名下的成果有一篇cell，一篇nature，尽管说，欧美顶级大学能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学生和教师非常多，但能发表两篇的就少的多了。
这会让学术界更容易认可他在pcr上的贡献。
但是，如果不能在《自然》上顺利发表，又没有会议做报告的话……杨锐的纠结几乎没有尽头，而且难以找到解决方案。
他这时候止不住再次产生先前的想法：我要是再晚一点开始pcr……
然而，事实是不能再晚了，再晚下去，美国人固然还没有注册pcr的专利，但pcr的想法也该冒出来了。
到时候，一名中国大学新生与一名美国白人博士竞争发现权，怎么想都是杨锐要输的节奏。